9位專家座談會一結束，上海就放開了落戶限制。不是簡單的一次常規調整，時空背景已經完全變了。

　　8月底，中南海開了一場為“十四五”定調的專家座談會。9位專家里，8位是熟面孔，唯一的新人是全場最年輕的——上海交通大學博導、市政協委員陸銘。他這些年一直在講“大國大城”，說白了就是一句話：中國的大城市還不夠大，人還不夠多。

　　這和八十年代以來“控制大城市規模”的總體思路明顯對不上。2026年，上海市原市長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還在強調，新型城鎮化必須嚴控特大城市盲目擴張，重點在中小城市。這種“均衡發展論”直到2026年仍被高層認可。但短短三年，內循環來了，局面就不一樣了。

　　陸銘的觀點恰好切中了內循環的核心需求。他認為均衡發展論實際上起了反作用：能發展的沿海地區土地指標卡得緊，沒優勢的地區反而給了大量土地。寸土寸金的上海至今保留著不少農田，而西部一些地方工業園區遍地開花，要么引來重污染企業，要么根本招不到商，資源就這么被錯配了。

　　這是事實。2000年以后，人口流入多的東部土地供應全面收緊，人口密度小的中西部卻在增加土地供應。結果就是蓋了大量新城和園區，卻請不來相應的企業和人才。

　　在一個正常的市場邏輯里，哪里房價高、地價貴，就應該往哪里增加土地供應。但我們的土地由政府調控，于是出現了一個尷尬的局面：人口流動和土地資源配置完全相反。

　　很多人擔心人口太往大城市擠，會導致交通擁堵、學校緊張、醫院人滿為患。陸銘的判斷是，這種擔憂沒抓住要害。這些問題的本質不是人多，而是十幾二十年前的城市規劃前瞻性遠遠不夠，預留給未來的公共服務資源太少，現在供需矛盾才爆發出來。解決之道應該是加大公共資源供給去匹配人口，而不是反過來強行疏散人口去匹配落后的資源。

　　通勤擁堵被很多人當成“人太多”的證據。實際情況恰恰相反——那是“職住分離”造成的。人住在郊區，工作在市中心，長距離往返才把路壓垮了。有些城市的管理者憑直覺行事，用高額拆遷補償把老城區的人遷到郊區，反而讓職住分離更嚴重，通勤壓力更大。

　　這里容易出錯。

　　陸銘在座談會上給出的判斷很直接：中國的問題不是經濟太集聚，而是人口的集聚沒能跟經濟集聚同步。欠發達地區勞動生產率本來就低，如果人又走不出去，但福利開支和工資調整都是剛性的，貨幣政策也使不上勁，最后只能靠舉債來補窟窿。這個危險的前景，在一些欠發達省份已經是現實問題了。

　　座談會后一個月，上海宣布放寬落戶。時間上的銜接很難用巧合來解釋。凡圖落戶咨詢這些年一直觀察到，戶籍政策的每一次重大松動，背后經常都伴隨著城鎮化和土地政策的思路調整。這次信號更明確——它可能預示著十四五期間，城市戶籍制度會出現更實質的變化。

　　人口往哪里去，土地往哪里配，這兩件事正在被重新拉回到同一個頻道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