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萬本地研究生，加上部分雙一流高校的本科生——這是上海最近一輪應屆生落戶新政劃出的直接落戶范圍。

　　政策的面孔比以往清晰了不少。上海的應屆碩士、博士研究生，畢業就有資格落戶。復旦、交大、同濟、華師大四校的本科生同樣享受這個通道。另外11所上海高校的本科應屆生，如果簽約五大新城或南北重點轉型地區的用人單位，也被放進來了。非上海生源那邊，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的碩士、一流學科建設高校相應專業的碩士，以及清華、北大的本科生，都可以走直接落戶。

　　這些門檻擺出來之后，很多人開始算一筆賬：真正能跨過去的人有多少。

　　窄門里的賬本

　　上海本地高校每年畢業的研究生大概在6萬上下。從全國看，2026年招收的碩士生是105萬出頭，博士生不到13萬。落到上海放開的條件上，直接受益的人群可以被框算，但還不至于讓人喊出“大放水”。

　　留學生通道那邊也開了口子。世界排名前50院校的畢業生，只要在上海全職工作，可以跳過社保要求直接落戶。51到100名的，繳滿6個月社保就行。但QS前100的學校，中國大陸地區只有6所。這6所學校的畢業生規模，在中國年輕人里差不多是千分之一的概率。留學群體里能進前100的比例會高一些，粗略估計一年也就幾萬人，最終流向上海的仍然是少數。

　　所以這次放寬，表面上看是門檻下沉，實際影響的人群并不大。更像是一扇窄門的打開角度變大了一些，但門本身還是窄的。

　　搶人的姿態變了

　　回看上海過去幾年的落戶動作，節奏是逐步松動的。

　　2026年，清華、北大的應屆本科生有了直接落戶的資格。2026年，范圍擴到了博士、雙一流碩士，還有本地四所985的本科生。2026年底，應屆研究生在五大新城簽約工作就能落戶。每一步都往前推一點，但這次力度明顯更集中——直接把上海應屆研究生的面全部鋪開了。

　　有人評價得很直白：不用補貼，不用人才房，上海只需要放寬落戶就能搶人。一線城市的戶籍含金量本身就是籌碼。現在這把籌碼被放到了桌面上，姿態和以前那種“猶抱琵琶半遮面”已經不太一樣了。

　　放在疫后經濟重振的語境下看，這也不算偶然。上海市委書記李強那番話講得很直接——“要以超常規的舉措加速經濟恢復重振”。落戶政策的調整，確實可以歸到“超常規”這個筐里。

　　往屆生的尷尬

　　但有一個問題始終懸在空中：政策盯著應屆生使勁，往屆的人怎么辦？

　　現在被松綁的，是那些還沒走出校門或者剛剛跨出校門的人。他們在未來有可能成為高收入群體，但目前還不是。上海真正缺少的，是那些已經被市場驗證過的高收入往屆生。這群人可能因為沒有戶口，買不了房，小孩上學也要面對差異化待遇。他們在這座城市里留下的生活、人脈、家庭，最終被一個戶口卡住。

　　一個城市的引才邏輯如果只盯著“將要有能力的人”，而把“已經證明有能力的人”晾在一邊，多少會讓人費解。企業招人直接去市場上找，城市卻非要自己“辦學校”——這個比喻說得不客氣，但踩到了痛點。

　　上海目前的高端人才積分落戶通道仍然存在，對學歷、職稱、納稅、社保、專業方向都有打分要求。但這個門檻對于很多已經留在上海多年、收入不低但恰好卡在某些指標上的人來說，依然不低。

　　疫后重振需要的人口規模，單靠應屆生是接不住的。

　　大城市應該容納更多人

　　“上海裝不下了”是一個被反復提起的顧慮，但數據不太支持這個直覺。

　　上海外環內核心區域面積664平方公里左右，人口密度1.71萬/平方公里，跟東京核心區差不多。放在整個城市尺度上，上海63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了2500萬人，只占全國總人口的1.8%。東京都人口占日本總人口10%，首都圈更是每三個日本人就有一個生活在那里。紐約大都會區的人口也占到美國的7.3%。對照這些數字，上海的人口集中度遠沒到天花板。

　　大城市應該容納更多人，不光是住房和交通的賬，更是經濟活動的賬。更大規模的中心城市，對消費、房地產和創新的帶動作用是結構性的。一線城市的戶籍之所以值錢，本來就是靠大量年輕人持續涌入創造出來的價值在支撐。如果把門關得太緊，這個價值基礎反而會被侵蝕。

　　很多人在大城市一待就是好幾年甚至十幾年，留下的不只是工資單，還有人際關系、生活記憶、對一座城市的擁有感。這些東西會轉化成真實的歸屬感。一旦被戶口攔在門外，這些積累就可能變成剝奪感和挫敗感。讓那些已經用腳投票、用收入證明了自己的人能夠留下來，既是公平問題，也是經濟賬。

　　往屆高收入人群的落戶通道要不要再寬一些，這可能是下一步必須面對的事了。凡圖落戶咨詢在日常的居轉戶和人才引進辦理中觀察到，大量真正被卡住的申請人，經常不是條件不夠，而是條件組合剛好不契合現行通道的剛性要求——這種結構性錯配，單靠應屆生政策是覆蓋不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