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28日上海多部門聯合發文，應屆生落戶門檻直接跟畢業院校和學歷層次掛鉤。這次調整把“畢業即可落戶”的范圍又往前推了一步。

　　政策原文指向兩個群體——上海高校和非上海高校，但邏輯是一致的：學歷層次越高，落戶通道越短。對上海本地高校的傾斜尤為明顯，所有上海高校及研究所的應屆碩士、博士研究生，畢業后均可直接落戶。復旦大學、上海交通大學、同濟大學、華東師范大學這四所學校的應屆本科生也享有同等待遇。華東理工大學、東華大學、上海大學等11所高校的本科應屆生，只要在上海五個新城或南北地區重點轉型區域的用人單位工作，同樣可以直接落戶。

　　非上海高校的路徑相對更聚焦。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的碩士應屆生、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中建設學科的碩士應屆生，以及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的本科應屆生，畢業后都可直接落戶。

　　這一輪調整并非孤立動作。就在當年6月初，上海人社局已經對世界排名前50名院校的留學回國人員取消了社保要求，全職在滬工作即可落戶；排名51至100名的，社保繳納要求壓縮到6個月。不過細看這個通道的覆蓋人數，會發現它其實很窄。中國大陸地區進入QS前100的只有清北復交浙大和中科大六所，能考進去的學生比例極低。出國留學能進前100的人數同樣有限——2026年出國留學約66萬人，即便按十分之一估算，也不過6萬人，且不可能全部流向上海。

　　如果把時間線拉長，上海的落戶放寬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。2026年只對清北應屆本科生開放；2026年擴展至國內博士、雙一流碩士以及復交同濟華師的本科生；同年年底海歸博士直接落戶，社保基數要求下調；2026年應屆研究生在五個新城簽約工作即可落戶。

　　對比之下，這次的政策力度明顯加大，不再只是“開一條縫”。

　　上海10所211高校（含4所985）在校研究生約17.8萬人，按三年學制估算，每年畢業研究生在6萬人左右。這個規模放在全國每年招收的105萬碩士生和12萬多博士生里，比重不小。所以有判斷認為，上海已經開始認真“搶人”了。不需要大額補貼，也不需要承諾人才房，一個戶口本身就足夠有吸引力。

　　但這里有一個值得追問的點。政策始終圍繞應屆生展開，目標瞄準的是“將來大概率會成為高收入人群”的年輕人。問題在于，那些已經在上海打拼多年、收入不低但苦于沒有戶口的往屆生，為什么不在政策考慮之內？他們的能力已經由市場驗證過了，收入、社保、納稅記錄一應俱全，卻因為畢業年份問題被擋在門外。有的人撐不下去，最終帶著積累的經驗和資源離開了上海。

　　一個城市想獲取高素質居民，最直接的方式是從存量勞動力市場里篩選，而不是只盯著校招季。只對應屆生開放通道，是對市場信號的不完全信任。現行的積分落戶體系雖然也在試圖回應這個問題，但學歷、職稱、納稅、注冊公司等條件的綜合門檻依然偏高，難以匹配上海疫后經濟重振所急需的人才吞吐量。

　　至于“上海裝不下這么多人”的說法，對照數據看并不成立。上海外環內面積約664平方公里，人口1140萬，人口密度與東京核心區大致相當。如果看全市范圍，面積6340.5平方公里、總人口2500萬，僅占全國人口1.8%。相比之下，韓國首都圈人口占全國一半以上，東京都一都之地就聚集了日本10%的人口，東京都市圈更是高達3600萬人。紐約大都會區也占到美國人口的7.3%。

　　中心城市的經濟集中度，和區域的創新能力、消費活力直接相關。更大的城市意味著更密集的經濟活動，對房地產、創新和消費都有正向帶動。一線城市的戶籍之所以有價值，正是因為每年有大量年輕人帶著夢想涌進來，他們在這里工作、納稅、建立社交圈、組建家庭。這種扎根的過程所產生的歸屬感，就是人與城市之間最實在的聯結。

　　但當戶籍長期懸而未決，這種歸屬感就容易轉為消耗。已經在上海生活多年、有穩定收入和家庭的人，最終因為戶口問題被迫離開，對個人是剝奪感，對城市是人才和資源的凈流失。讓這一批人能夠更順暢地落戶，既是公平問題，也是延續城市活力的現實需要。

　　政策趨勢顯示上海的落戶窗口在逐步擴大，只是“逐步”的節奏對不同階段的人體感差別很大。應屆生通道越來越清晰，往屆存量人群的通道仍然偏窄，怎么把兩者銜接起來，是接下來值得持續關注的方向。凡圖落戶咨詢在長期跟進這類政策變動中觀察到，申請人經常不是卡在硬條件上，而是在對多條通道的選擇和材料銜接上反復試錯——這也是專業服務實際介入的環節。